今天是：  

正确理解孝道文化

张建平

　

　　内容提要: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原则之一,是一个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关键词：传道孝道

　　作者简介：张建平，三门峡市委党校副教授。

　　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如何重建新的道德体系以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些西方思想家在对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文化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指出：“拯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唯有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大乘佛法。”1988年初，一批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汇聚在巴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清楚，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而儒家学说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孝道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孝道文化？孝道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对于我们所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孝道文化又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有责任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儒学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如果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就如同养犬，乃大逆不孝；父母如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孝道观念在历史演变中，自然有些糟粕需要剔除，但他的确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值得偌今天继续提倡和发扬。比如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本人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 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原则之一

　　我们不得不承认，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在文化理念的选择上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两难困惑。一方面，孝道文化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传承和弘扬孝道文化；另一方面，孝道文化又几乎为所有的国人认定为愚忠愚孝，而愚忠愚孝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原则格格不入。思路决定出路。所以，走出孝道文化认识上的误区，尽快恢复孝道文化的庐山真面目，无疑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事实上，孔子不仅从来没有提倡过愚忠愚孝，而且对愚忠愚孝自始至终持否定态度，并且旗帜鲜明的予以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很难相信，孔子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被奉为圣人享誉时间长达两千多年，甚至还被一向以民主平等化身自诩的西方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评选为古代文明四大圣哲之一，他的思想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被全世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们当作是人类社会二十一世纪生存所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纵观孔孟之道，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君臣、父子关系的处理上，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社会角色责任的定位上强调人人平等，各有其责。《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朋友交，止于信。”在这里，君、臣、父、子、朋友，每一种角色都有各自在伦理道德层面上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即 ：当领导的，要仁义；做下属的，要敬业；为人子女，要孝顺；做父母的，要慈爱；朋友之间要讲信义，各种不同角色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并且责任非常明确。

　　其次，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强调上行下效，主从有别。孔子强调忠君、从父、顺长，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单方面的，其前提就是“上行下效”，居上位的要做出表率。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讲的就是，小人（居下位者）德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君子（居上位者）。在《论语.八佾第三》中记载着孔子与鲁国君主鲁定公的一段对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鲁定公向孔子请教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说穿了，应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领导术。鲁定公的意思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臣民对自己忠心不二，俯首帖耳?孔子当然非常清楚鲁定公的意思，但是，他没有做正面回答，而是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君臣关系的处理应该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政治，并且上司对下属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当领导人的对下属能够做到礼贤下士，以礼相待，那么“将心比心”，下属自然也会投桃报李，事君以忠了。而孟子讲话则更加直白。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说得通俗一点，孟子认为，处理上下级关系很简单，一是互相尊重，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二是上行下效。下属对待上司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上司的模范带头作用，根据儒家“所欲责于臣者，君先服之；所欲责于子者，父先能之”的原则，一切善良德行的最好提倡，不在于美丽动听言语的告诫，而在于居上位者的躬行实践。

　　第三，旗帜鲜明的反对愚忠愚孝，强调下对上要“争”。领导不是天使，父母也不是神仙，出现过错很正常。所以，孔子强调，在君父出现过错的时候，作为臣子必须进行劝谏，否则就是不义。《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记载有孔子与弟子曾子的一段对话。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曾子请教老师：“是不是说作为子女只要一切都顺从父母，就算是孝了？”孔子当即予以断然否定，接连说了两个“是何言与”，紧接着，他又举例说明，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人非圣贤，不可能没有过失，但是只要有诤臣、诤友、诤子在，敢于直言相劝，就有可能尽量避免无道、不义的发生，这才叫忠，这才是孝。所以，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面对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否则就是陷君父于不义。孔子因此得出结论，作为臣子，在面对君父的无道、过错时，不论是非、善恶，不加劝阻，只是一味顺从，就是不孝。孔子的这种态度也同样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具体问题的评价上。在《孔子家语》中记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得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在家因为一点小过被父亲暴打致昏，而曾子醒来之后不仅没有丝毫怨恨，反而非常诚恳的向父亲认错，说：“因为儿子的过错，让父亲生气了，您没有累着吧？我没事。”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还挣扎着回到屋里去弹琴，以安慰父亲。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孔子那里，孔子听后非常生气，他对他的学生们说：“曾子因为一点小事而被父亲暴打，自己也不加争辩，这样的事情一旦传出去，他的父亲一定会受到世人的谴责，这是在陷他的父亲于不义，这就是不孝。”

　　第四，在劝谏的方法上强调要“善道之”，好事办好。因为劝谏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目的是尽忠尽孝，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发泄，所以劝谏必须要“善道之”，就是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做儿女的，因为总觉得与父母之间关系太亲密，所以说话过于直白，很容易忽视对方的感受，只管自己讲的痛快，结果是把原本的一番好意变成了对亲人的伤害，而自己却一无所知。所以，孔子强调：“忠告而善道之”，不要认为说只要我没有恶意，说话直点不是什么大毛病。其实这是错的，《增广贤文》上有两句话说得好：“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以“直”为由去伤害别人。孔子还说过：“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太直了，就会过于尖刻，不以规矩加以约束，必然造成伤害，即所谓“爱之愈深伤之愈痛”。在方法论上，《弟子规》告诫我们：“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从，悦复谏；号泣随，鞑无怨。”亲人（包括自己的领导）有了过失，做儿女（包括下属）的要及时进行劝导，以帮助他们及时纠正，即 “谏使更”，否则就是陷父母于不义。但态度很重要，一定要做到和颜悦色，同时要柔声细语，千万不可以大嗓门。同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一次讲不通，“谏不从”，可以放一放，等到他们高兴的时候再劝，“悦复谏”。还不行，做儿女的只要尽心尽力了，也就不再有什么遗憾，即使挨打受骂，但无论如何不能记恨，因为父母给我们的爱太多太多。古大德说：“勿以小嫌疏至亲，勿以新怨忘旧恩。”这就是正宗儒家孝道文化在处理父子、君臣关系时的一般原则。

　　综上所述，从孝道文化的源头上来看，由孔孟所创立的孝道学说不仅不提倡“愚忠愚孝”，而且是旗帜鲜明的予以反对。那么，“愚忠愚孝”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被人们记在孔孟的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愚忠愚孝思想创始人的两个历史人物与儒家学说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韩非子和董仲舒。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否定并提出愚忠愚孝观点的人，而他却是战国时期两大儒学大师（孟子与荀子）之一的荀子最得意的门生。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韩非子虽然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成功者，但在理论上却是一个名垂千古的法学专家。韩非子的法学理论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封建专制理论，其理论基础就是人伦道德层面的绝对忠顺之道。韩非子认为，君父的权力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而臣子则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妻从于夫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之理。他说：“臣之所闻：曰臣事于君、子事于父、妻事于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在这里把这种绝对忠顺之道推向了极致，奉为“天下之常道”，所以也是不可动摇的，并且进一步强调：“人主虽不肖，亦不可侵也。”即使君父极端无道不仁，作为臣子也不可有半点不敬之心。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忠臣、孝子，即所谓：“忠，不危其君；孝，不非其亲。”后世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没有不是的君主，没有不是的父母”都可以在韩非子这里找到它的理论依据。而把这种愚忠愚孝的理论真正上升为封建专制政治，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愚弄百姓的工具的正是被称作汉代大儒的董仲舒。董仲舒在全面继承韩非子绝对忠顺之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钢”的主张，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治世之道和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规范。由于这一主张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深得汉武帝的赏识，“王道三钢”这一绝对忠顺之道，即愚忠愚孝之道因此成为一种官方主流文化，又经由说书、唱戏之口被畅通无阻贯彻到老百姓中间，一直流传至今。这就是愚忠愚孝的来历。从愚忠愚孝理论的源头上讲，韩非子无疑是一个始作俑者，尽管在客观上他确实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但是他的所有理论和观点都是建立在对儒家学说全盘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正本清源，客观的讲，愚忠愚孝与儒家学说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提倡和传承的孝道文化也决不是愚忠愚孝文化。

　　二、孝道是一个理论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其终极目标的孝道文化，基本思路和精神主要体现在《孝经》之中。

　　在《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篇》中记载着孔子与其学生曾子的一段对话。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孔子在这里向曾子提问，说是古代的圣贤皇帝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条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于国家治理，以顺应天下，老百姓用它可以和睦相处，官员们用它可以和谐上下关系，相互之间没有怨气。这样的道理你知道吗？曾子回答：“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接着讲：“夫孝，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说，这就是孝啊！孝是一切善良德行的根本。但是这个孝不会自然生成，必须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发生。那么，什么是孝呢？孔子又进一步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始于事亲。就是说行孝必须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因为在孔子看来，人论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而在人论关系中，血缘关系又居于最核心的地位，人生中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只能来自于父母的恩赐，“知恩图报”是人的天性，所以，一个人很容易从“三年免于父母之怀”而知报父母之恩，懂得孝，这就把孝亲建立在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基础之上，使它更加贴近人的本性，更加便于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有谁在现实生活中背离了这一基本规则，自然会受到非议。所以孔子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章第九》）。所谓：“狗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增广贤文》。即使是畜生都懂得知恩图报，更何况是人。所以孔子说，父母给了我们最可宝贵的生命，使我们有可能因此而尽情的享受人生，子孙后代也得以从我们这里延续，这份恩德不可谓不大。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对我们的关爱、呵护和教育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这份情义不可谓不重。所以，为人儿女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能把爱无私的奉献给别人，这无疑有悖于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因而也是不可信的；如果作儿女的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却能诚敬他人，这是不合规矩的，除非别有用心。所以，力行孝道只能从侍奉自己父母开始，立足家庭，然后渐次国家、天下。即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于如何事亲，即孝敬父母放在后面讲。

　　中于事君。这里的“君”是主人的意思。“事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孔子所创立的孝道文化中， “事君”是“事亲”的必然延伸，必然要求。如果仅仅把“孝”局限于家庭，而不能转化为一种社会责任，势必导致如下结果，为满足事亲的需要可以违法乱纪，坑蒙拐骗，贪赃枉法，杀人放火，为所欲为，不仅不应该受到惩罚，而且还要予以嘉奖，如此一来，则必然是天下大乱永无宁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孔夫子不仅不可能成为什么圣人，而且简直就是千古罪人。所以，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孝子，不仅在家要孝顺父母，而且还必须把对父母的孝心进一步延伸扩展为社会责任，利益社会。否则就不是真孝。那么，作为一个孝子究竟应该如何担当“事君”的责任呢？《孝经.事君章》指出:“孝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孝子在社会上从政为官，就必须把报效国家，利益百姓当成自己的一种责任，勤政为民，忠心不二，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回到家里，对每天的工作还要进行认真的反思，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补过。孝子从政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和法律全面准确的贯彻下去，而不是棚架 “留中”，阳奉阴违。因为为官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老百姓是我们为官者的衣食父母，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回报人民，“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这就是“将顺其美”。同时对于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文过饰非，不推卸责任，要尽全力予以补救，即“匡救其恶”。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上下和睦，社会和谐了。

　　终于立身。在孔子看来，孝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事亲是起点，事君居中，而立身就是终点。所谓“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讲的很明白，就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段话理解的重点在“立身行道”，“立身行道”是前提，“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结果。作为一个真正的孝子，要在社会上立足，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行走于天地之间，“行道”是关键。这个道就是孝道。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扬于后世矣。”《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孔子认为，一个君子所奉行的 “孝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孝与忠，即把事亲与事君两者高度统一起来的“道”。他说，一个真正的君子在家里能够尽心尽力的侍奉父母，赡养老人，他也一定能把对父母这份孝心转化为一种社会责任，忠于自己的祖国，所谓“孝门出忠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家里能够尊敬自己的兄长，所以他也一定能把对兄长的这种恭敬心转移到社会上，尊敬别人的长者；在家里能够协调好各种关系，使家族成员之家上下相亲、和睦相处，那么把这种治家的方法用于做官，也一定可以做一个百姓拥戴的好官。所以，这个“孝道”虽然是在家里形成的，看似家庭小事，而实际上却与他的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因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章第二》”。所以，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是一个孝子在家能够力行孝道的必然延伸，因此而外化出来的良好的社会形象，也必然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效仿而流芳百世，最为直接的则是为自己的父母为争光添彩。这就是所谓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真正内涵。

　　三、孝道是一个完整的事亲过程

　　社会和谐，家庭是基础；家庭和睦，事亲是关键。我们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从事亲开始。事亲就是行孝。那么，怎样才能做好这个“孝”，能够使得自己的人生既无愧于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父母，同时又不负于百姓的养育之恩，能够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作为参照。孔子讲的孝道，其总的原则是无违，即不背于礼。孟懿子曾经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他对为他驾车的樊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具体规定，体现在《孝经·纪孝行章第十》之中。孔子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皆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矣。”

　　居则致其敬。讲得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孝子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应该极尽诚敬的之心以尽孝道。这里最为关键是要突出一个“敬”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也。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的弟子子游向老师请教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现在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孝，认为只要是能养活父母就够了，其实这是错的。因为在平日里我们就算是养一条狗，喂一匹马，同样不能让它饿死、冻死。所以，对待父母，仅仅是养，而没有敬，就不是真孝。所以，行孝的关键是“敬”。“敬”来自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在孝子内心深处长期孕育而成的感恩之心，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为人儿女对待自己的父母一定要敬。“敬”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但又不能只是把它埋藏在心底，而必须外化为一种恭敬和蔼的态度，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始终如一的保持下来，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说是很难。所以，孔子在他的另一个弟子子夏问“孝”的时候，他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的“色难”讲的就是在父母面前始终如一的保持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太难了。父母有事的时候，做儿女的，如换个煤气修个房子，主动去做了；“有酒食，先生馔”，有了好吃的，父母优先，让父母享用，“曾是以为孝乎？”难道这就是孝了？为父母做事，请他们吃好的，用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为什么？“色难”，态度很重要。凡是人都会有烦心的时候，尤其是工作上出了问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回到家里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如果这个时候母亲正好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想喝口水，水端来了，但是脸却拉的很长，在这种态度下，母亲能咽的下去吗？所以，孔子要求我们为人儿女，一定要做到“居则致其敬”。乌克兰著名作家冈察尔有一句名言：“母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苏格拉底也说过：“要用希望孩子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你的父母。”只要我们做儿女能够把这样两句话永远铭记在心的话，就会有“敬”， “色”就不难。

　　养则致其乐。说得是做儿女的赡养父母还要极尽所能的让他们心情愉快，过得开心、快乐。色诺芬（古希腊作家、著名历史家）说过：“我们有谁看到从别人处所受到的恩惠有比子女从父母处所受到的恩惠更多呢？”《增广贤文》中说：“狗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更何况是人？所以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说：“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父母伤心，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无论他多有名，他都是一个卑劣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孝子赡养父母，必须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父母快乐、高兴，而不能让他们伤心。让父母快乐、高兴，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件太难做到的事，关键在于我们做儿女的心目中是否有父母的位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一颗感恩的心主动的去体察父母的感受，了解父母的内心世界，知道父母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所以他们对子女们的要求也总是微不足道的。《广州日报》前几年在“母亲节”前夕曾经作过一个调查问卷，就是问一下母亲在“母亲节”期间希望得到儿女们什么样的礼物。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母亲没有在礼物方面提出什么要求，而仅仅是希望在外面工作的儿女们在“母亲节”期间能够回到家里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团圆饭，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结果很值得我们做儿女的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现在在外面做事确实很难，也很忙，但是难道真的就是连陪母亲吃顿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吗？如果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闲暇之余，能够稍微想象一下家里的老人们思儿心切，老两口“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的那样一种孤独凄凉情景，还会找出一大堆回不了家的理由，让他们伤心吗？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戴军的工作不能说不忙，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全国各地巡回录制节目，甚至还要经常出国，但是他却能坚持十年如一日，每天一个电话问候母亲，不论多忙至少一个月回一次家，而且总要给母亲带一点礼物，让母亲惊喜不已。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公务员，国家干部，也会经常出差、旅游，每次回来也总不免要大包小包带一些礼物，但不是妻子（丈夫）的，就是孩子的，就是没有父母的，这样能让父母高兴吗？这种行为在孟子看来就是典型的不孝。孟子曾经历数过五种不孝的情形，其中的第三种就是“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所以，“养则致其乐”，赡养父母要让父母快乐，关键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里面要装得下父母，要想着父母，要知道他们心理想些什么，需要什么，只要我们尽心尽力了，那么，让父母高兴、快乐的事就不会找不到，它就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

　　病则致其忧。就是说在父母有病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孝子，面对父母被疾病折磨的非常痛苦的情景，内心一定是非常忧虑的，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尽自己所能为父母治病，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做儿女的小时候也曾不止一次得病，父母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的，将心比心，知恩图报，我们当然不能例外。《论语》中记载有一个世家子弟孟武伯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孟武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告诉他，你想知道什么是孝吗？想一想你小时候有病你父母的那份忧虑，就知道什么是孝了。（原文是：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言外之意，你只要以同样的心情对待你的父母，这就是孝了。孔子在这里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尤其在面对父母有病的时候，衡量孝的标准不是钱，而在于是否尽到了“孝心”，如果不是这样，则贫困家庭就不可能有孝子，这显然是讲不通的。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副拼起来对联：“百善孝为先，圆心不圆迹，圆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间无好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病则致其忧”，就是说作为一个孝子，在父母有病的时候，只要尽心尽力，做到问心无愧，就足够了。

　　丧则致其哀。随着子女们一天天长大成人，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丧则致其哀，就是说在父母里走的这一天，作为一个真正的孝子，一定会感到非常悲痛，通常都会产生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母不待”的感觉，所以哀痛之情油然而生，甚至连续几天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痛不欲生。但是，“丧则致其哀”并非仅仅要求儿女们在父母亲离开的这一天极尽哀痛之情就够了，一个真正的孝子在这一天一定还要想到父母的未尽之意和那份至死不渝的牵挂，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们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务必要走好自己人生的路，不给父母脸上抹黑，作一个人格完善、事业有成，光耀祖宗的人。所以， “丧则致其哀”就是要求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父母离开的这一天，在极尽哀痛之情的同时，念念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用不尽的哀思、用沉默为他们送上一份临终的关怀，让父母在一种宁静的、祥和的气氛中安详的离开。当然，父母过世对于我们做儿女的来说不是一件小事，丧葬之礼总是免不了的，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好，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终生的遗憾。在这方面，孔子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大的原则，即：“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这就是说，对于父母的丧事，与其说在形式上追求花样翻新、讲排场，还不如保持内心足够的哀痛。虽然孔子是坚决反对以死伤生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差，就像现在这样，父母过世，按照常理，这本来是一件让子女们悲痛欲绝的事情，但在有一些人那里却被彻底变了味，办成了喜事，且美其名曰“红白喜事”。为什么会变成喜事？说穿了，一是因为父母可能有一些积蓄，父母过世可以继承遗产；二是把父母当成累赘，父母过世自己因此可以得以解脱；三是借父母过世敛财。等等。相比之下，孔子宁愿舍弃丧葬形式上的排场，而选择“戚”。

　　祭则致其严。中国人讲孝道，而孝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祭祖，祭祖就是敬祖。祭祖不只是一种形式，它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对亡灵的祭奠，而对生者实施的一种孝道教育。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祭祖不是迷信，真正的迷信是把祭祖当成升官发财、甚至是为自己解脱罪恶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祭祖的真正内涵用曾子的话说，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何谓“慎终”？曾子说：“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礼记.祭义》）”。就是说，当父母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做儿女的凡事要小心谨慎，不做任何违法乱纪、为害社会等有辱父母的事，这就可以说孝敬父母有终了。那么，什么是“追远”呢？所谓“追远”，就是追忆父母生前和自己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念念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父母的训导之情。所以，“慎重追远”，就是要让我们做儿女的通过祭祖这样一种形式，强迫自己从日常事务的纷乱中走出来，真正使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对自己人生的一定阶段进行一番全面的梳理，在对父母深深怀念的同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每一步，有没有做过有辱父母祖宗的事，同时警醒自己走好今后人生的每一步。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就是“慎重追远”，就是祭祖，而参与其中的后辈们亲临其境，耳濡目染，看到自己的父辈对过世的父母仍然敬爱有加，当然也会更加珍惜与自己父母相处的日子，更加珍惜父子、母子之间的感情，感知孝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了，社会风气自然也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民德归厚”。正因如此， “祭”就不能马虎，而必须要“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现在有很多人由于不理解祭祖的真实含义，把祭祖看成一种随大流的形式，所以，甚至有人花钱雇人替自己祭祖，从而完全丧失了祭祖的意义，当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论语.八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讲的是，祭祖必须要虔诚，祭奠过世的父母，就要想象父母就在眼前看着自己；祭奠神仙，就要想象头顶三尺有神灵。所以，孔子说，如果我不能亲自到场祭奠父母的亡灵，和没有祭奠一样。言外之意，为人儿女怎么可以欺骗自己的至亲呢。中国人之所以重视祭祖，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惩戒本家族中的不肖之子。我们知道，古代人处罚有过失的年轻人，一般都要选在父母的灵前或者是祠堂，跪在那里进行反思，让他自己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否对得起自己过世的父母，是否对得起列祖列宗，从而对家里和家族中每一个在外面做事的成员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二是，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问题。中国古代讲究以孝治天下，所以对不孝之子的惩戒也是很重的。孔子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章》”。说得是，在古代的五种刑法中有三千种罪名，其中最重的罪名就是不孝，甚至还要诛连九族。所以在古代，家族中如果有人在外面做官，整个家族都要监督他。因为，一个人做的好，整个家族都光彩；出了问题，大家跟着倒霉。现在不讲孝道了，很多人家族观念淡化了，祭祖也早已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所以现在有些人在外面做事敢于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孝道意识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上述五条，那么，就家里而言，就可以算得上是孝顺父母了。但是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孝子在外面做事还应该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即：位居人上不生骄气；位居人下不乱本性；面对权、利以义为上。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困不以利累形”。因为“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对自身，对家庭都是一种灾难。所以，孔子指出：“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矣。”这三种恶习不能除掉，做儿女的即使每天用尽山珍海味来供养父母，仍然摆脱不了不孝的罪名。
　　（责任编校　高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