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试论忧患意识

罗大文

　

　　－、先天下之忧而忧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孟子》一书。其中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名句。句作《周易·系辞下》中也有：“《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也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根据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未来不良后果或灾难性结果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担忧意识，它告诫人们，对于那些潜伏的、一时不易察觉的隐患和危机务必保持高度警觉，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它是一种理想和现实冲突中，否定意识占主导的情感、思想状态，是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忧患意识又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形成并升华出来的一种政治意识，是我们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中一种闪光的政治智慧，也是知识分子、政治家和一切爱国者所必备的政治素质，

　　忧患意识具有普遍性，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则是表现得更为突出的一种爱国意识。知识分子有着特有的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正视人间苦难的悲悯情绪，蕴于《易经》中“吉凶与民同患”的思想，影响深远。历代献身正义事业的仁人志士，往往也是时代忧患意识的承担者。他们有较敏锐的感觉，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忧患意识作为 一种思维方式，进一步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结合起来，以关心民族、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深沉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籍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他们承担了人类在艰难的向现代文明迈进过程中，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发出危机警告信号的天职。从古代的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直到近代的龚自珍、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无一不以其远见卓识和忧国代民的情怀而受到后人的尊崇和怀念。　　

　　明本东林书院有一幅人们所熟悉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集中反映和表达了古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患和参与意识。如左宗棠所云：“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在所谓太平盛世，当人们陶醉于歌舞升平时，往往是他们首先看到潜伏着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意识到即将降临的灾难。然而，忧患意识的超前性又使他们的见解和主张往往不被世人所理解和接受，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和寂寞中抑郁地表达自己的远见。而当国家和民族处于所谓乱世、暗世，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就更加突出。面对悲惨的现世，他们忧愤、痛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倦地奔走呼号，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他对楚国潜在的危机的忧虑，希望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可以说，屈原的忧患意识是他成为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思想前提。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讲“求索”、“通变”，即不断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表现了古人忧患意识所能达到的一个不平凡的境界。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异乎寻常地普遍且强烈。对中国社会严重危机的认识，对自己民族衰弱的痛切感受，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意欲挣脱落后、富国强兵的愿望，使他们在忧患中更多地注入了变革进取、忧国忧民的情怀。

　　忧患意识具有普遍性，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忧患意识。但每个民族和时代的忧患意识又是现实的、具体的，是与爱国者的社会历史观、道德价值观、人生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既可“入世”抗争，也可“出世”逃遁。当代中国爱国者忧患意识的显著特点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宏伟目标，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导向的忧患意识。因而它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忧患意识都不同，它不是什么“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而是自觉地观察，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它在正确全面地分析了民族和国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基础之上而产生励精图治的积极意识；面对忧患之后的困境并没有陷入自卑，而是把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转化为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动力，化为要求变革的愿望。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患意识的主流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潜在的危机，逐步积累并发展起来的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自觉的主体意识。这种自觉的主体意识，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民族自身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精神支柱。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思想保守这种类型，恰恰相反，它倒应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超前意识。

　　二、当代忧患意识

　　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比较好。国际上和平发展是主流，给我们提供了发展国民经济的较好环境；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看到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机，也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和可能出现的风险；既不能因形势好就盲目乐观，也不能因存在问题就动摇信心。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兢兢业业地工作，要激起全民族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如果不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毛泽东关于“球籍”问题的忧思并非危言耸听。拥有十亿之众人口的泱泱大国被开除球籍，自然可以理解为伟人的一种激愤夸张的预言。但是，从中国近现代的现实国情出发，我们又不能不认真地把这看作是中华民族面临挑战与危机的一种信号。

　　改革开放，使人的视野拓宽，观念更新，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人们开始理智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祖国的贫穷与发达国家的富裕之间的巨大差异震惊之余，人们重又产生一种危机与忧患。中国的建设发展既面临着许多有利条件，但它所面临的内外压力又是巨大的，“球籍”问题重又成为国人普遍关切的问题，正所谓“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于是出现了《中国忧思录》、《神圣忧思录》、《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山坳上的中国》等专谈中国忧患危机的宏篇巨著和涉及社会会生活各方面危机的众多纪实报告文学。人们出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探讨中国能否被开除地球的“球籍”，商讨解除危机，摆脱困境的良策。

　　当代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忧国。忧国主要包括对祖国的生存环境、生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思考。环境忧患意识是人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污染导致的生态平衡失调而产生的。当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森林资源不足，国家明令保护的各种珍稀动物屡遭厄运，草原退化，水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少大城市出现水荒，能源供应不足，利用不合理，已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都显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刚刚起步，绝大多数群众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在解决温饱问题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银行排名中仍居后列，GNP要10余年后才能达到2千美元，而香港现亦达到6千美元。经济发展中，仍以外延扩大和粗放发展为主，基本建设所需资金严重不足，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通货膨胀上涨的势头仍难以抑制……。这些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在其发展中出现的上述脆弱点，若掉以轻心或视而不见，则必将贻患无穷。

　　第二，忧民。魏源所谓“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在当代就是关心人民温饱小康问题，关心国民素质问题等。首先是人口的数量。我国人口已达13亿，比美国和独联体人口．总数的两倍还多。我国人口的现状是，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年龄构成轻，分布不均匀。而且人口素质并不乐观，目前全世界10亿文盲中，我国就占了8507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人口控制等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93年底的8,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的2,9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由8.7%下降到3.1%。但是，如果按平均每人每天少于1美元的国际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1998年还在1亿以上。（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2004））我国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无论从国际标准还是从我国的发展目标来看，都是较低的。总体上看，人均收入也只是330美元，属低收入国家。脑力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中的比例据1990年统计仅占8．8％，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是教育落后，教育发展远远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因而鲁迅对传统国民性的反思，柏扬《丑陋的中国人》对国民劣根性的鞭苔，仍需我们继续沉思。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改变教育投资少——国民受教育程度低——科学文化素质低——人力资源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国民生产总值少；反过来又导致教育投入少的恶性循环。

　　第三，忧政。可以说，对现代化建设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忧患，近些年来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当前的腐败现象已成为上下忧心最为严重的现象。这些年来，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一些人钻改革和政策的空子，中饱私囊。权钱交易、索贿受贿、以权谋私、“有偿服务”、利用公款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徇私舞弊、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已非常严重。党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风气。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现象依然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以实现。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创业难，守业更难。如历史上明朝的大吃大喝风很盛，这种腐败的风尚与明朝的衰亡是有某种联系的。我们现在还处于创业阶段，更应该保持～种廉洁清贫的生活作风，对如何完善民主、健全法制这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要引起思想深处的高度重视。以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完善，使我们党和政府最终能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

　　第四，忧道。这是人们对精神、文化、道德和思想中所出现的水准下降以适应改革要求和各种丑陋现象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与冲击，使历来有着“忧道不忧贫”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再次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和现代文化的走向。在社会转型期中，“精神疲软”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现象。在道德问题上的浑然无序，无规则可依的道德观念在一些人心中产生了深深的疑问。既无是非感也无耻辱感的“良知麻痹症”的道德心态普遍存在，传统的美德不断受到冲击甚至成为受嘲弄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精神负担却反而重了，人们似乎失去了信仰，失却了精神依托。“哀莫大于心死”，理想、信念的动摇或丧失，会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失去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并进而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事业。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美德，建构适应当代社会需求和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

　　第五，忧世。外域忧患意识。走向世界后的国人在忧患意识中也同样倾注了对整个人类栖息于其上的地球以及外部空间、宇宙前景的关注。生态问题不只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课题。臭氧层的破坏、核污染、海洋污染、大气污染、艾滋病等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而对“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新型社会危机，西方工业化文明对人性的压抑等都成为学者们普遍重视的焦点。外患之忧中除自然因素外，也包括社会因素。古人讲：“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当今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由冷战走向缓和，但经济上、文化上的竞争却更加激烈了。帝国主义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特务、间谍等多方面向我国渗透，利用最惠国待遇等对我国进行要挟、因而在和平时期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我们应该有清醒的估计，高度的警惕。

　　忧患意识是民族的良知和变革进取意识的前提。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分前些年少数人借忧患意识的批判性而把视角对准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藉此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历史发展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引下，以正确把握国情为基础的忧患意识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它把民族反省与民族自信结合了起来，把批判性与建设性统一了起来，把忧国之思与强国之行统一了起来，从而准确地把握住民族的脉搏和社会变动的趋势。我们不能幻想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纯而又纯的“无菌”社会，但也不能对社会各种弊端采取熟视无睹、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它们不是滋养社会健康发展的蛋白、脂肪、维生素，而是危害社会机体的癌细胞或艾滋病。要制服它们，就要使忧患意识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内在潜能，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转化为利国利民的巨大物质力量。

　　三、忧患兴邦

　　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是一种心理素质，它能使人们形成经常地从外在环境中体验到危机或挑战的心理习惯，由此衍生出的是紧迫感，激发出中华民族迎接危机和挑战的内在最佳动力。

　　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的情绪处于应急状态，即遇到危险或有强烈精神负担时，机体会通过神经体液系统动员全身的物质和能量资源，发生兴奋反应，使全身代谢功能加强，体力和脑力的水平提高。因此，危机感常常使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奋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惊人的成绩，古代兵家“投之亡地然而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孙子?? 九地第十一》）。正是这个道理。如果说爱国理想是民族前进的引力的话，那么，忧患意识则会形成前进的推力，刺激和推动中华民族新的觉醒。

　　比如，我们忧自己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远不如工业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低于世界水平；忧我国的改革开放及深化中的各种难题亟需解决；忧人口增长急需控制；忧资源开发需要合理安排、合理利用；忧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通货膨胀问题等等，这都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是主体始终保持对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危机成分的忧患深思，是主体以否定的形式对客体——现代化建设的内部要素和客观环境进行的怀疑、批判和建构性的思考。而麻木不仁、反应迟钝则是机体发育不全或衰败老朽的表现，是主体能动性功能的丧失。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发展速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停滞，那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今天，仍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这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正常功能，没有清醒的社会危机意识，社会将会失去许多促成其文明进步和复兴的时机。忧国忧民忧世的根本动机，还是在于关心和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新进取的爱国精神。

　　由于忧患意识是基于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未来趋势，所以有忧患意识的人绝大多数并不否认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具有忧患意识的人，由于否定的感情占了上风，有一定的消极性。但总的看来是积极因素居多。在其否定过程中仍带有生成的欲望和对客体的改造。我们的前人已经悟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图”（方孝孺：《逊志斋集? 卷一》）的哲理，古人已深刻洞察了忧患意识与立国安邦的关系，实践上已证明这一哲理是一个伟大的哲理。忧患意识不等于束手待毙，更不是隐居“桃花源”中，无所作为。相反，它往往会孕育着开拓进取的革新精神，激发人们奋发图强的自主能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行动，重新审定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进行有利于人类社会、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再选择。

　　建国50年多来，我国虽然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确实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是明显存在的。庞大的人口包袱，薄弱的经济基础，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和振兴中华的征途上仍有重重困难和障碍。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讲，身处逆境，资源匾乏，灾害频繁，生产力水平低下确是堪称忧患的。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却是没有励精图治的作风，民族前进动力的匮乏。

　　在大好形势下，如果只看到福与安，看不到祸与危，不注意解决那些潜在的危险，那么祸乱的苗子就会滋长蔓延，福就会转化为祸，安就会转化为危。反之，如果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激励人们奋发图强，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消除那些潜在的隐患，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立国安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由于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所以它又包含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著名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卷首的一句话，为了实践这句话，小说里的主人翁们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中，励精图治，以实际行动为国分优，是每个中国人，每个爱国青年明智的正确选择。忧患意识在此将能起到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各阶层的团结作用。忧患是现实的、具体的，畏惧与退缩是无济干事的，只有脚踏实地、千方百计地创造性劳动才能克服。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每当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受到潜在危机威胁时，也就是忧患意识凸现的时候，因而民族内部只有商对忧患带来的压力，重新组合原有的力量，变压力为动力，变劣势为优势，使民族的忧患在社会各阶层力量的齐心协力下，分解、消融最终被克服，使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内部条件和外界氛围，得到最优的组合，使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国歌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星后的吼声”的誓言，同样，我们面临的时代仍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决定中国“球籍”的社会变革时代，生或死、崛起或沉沦，在此危机感中每个当代爱国者都会感受到自己沉重的责任。

　　自然，有时这种忧患、危机讲多了，有的人只当是“狼开了”的喊声，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以“跟着感觉走”、“廉洒走一回”为时髦，无患可忧，无难可抒，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这世纪末的思考中，我们不得不再次警钟长鸣：国家兴亡，民族沉浮，全系于这世纪之交的重大关头能否励精图治，拼搏向前。　　（责任编辑：陈敏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