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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人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范畴

作者：傅智勇

　

　　内容提要：整体性范畴是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重要范畴之一。它要求人们将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视之为一个整体，要求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确立整体性范畴和整体性思维。其核心是在真正弄清事物各具体方面在事物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性质、关系、地位、作用、趋势等基础上，认识并按照事物的整体规律去促进其改变和完善，以满足主体性发展的需要。整体性思维的灵魂是全局性、辩证性、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性眼光，其关键是真实、具体、全面、过程性地把握事物的全局和整体。人和社会及其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总体上看，东方哲学具有将社会视为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的传统，相反，西方哲学则更强调人的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科学回答。整体性是深化“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

　　关 键 词：全面发展/人与社会/关系/整体性范畴

　　作者简介：傅智勇(1954-)，男，河南开封人，第四军医大学社科部主任、教授

　　整体性范畴是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重要范畴之一。之所以如此，不在于它已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了几千年，也不在于它为现代西方哲学所苦苦寻觅。它为人们所普遍重视，其根本原因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阶段：遵从整体性，人类社会就和谐快速发展；否则，人类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或因片面发展而产生经济、政治、文化、精神上的诸多危机和痛苦。这些危机和痛苦，听一听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沉吟，看一看西方媒体每天所宣布的“胜利”就足够了。我国有整体性思维的传统，“天人合一”是其最高境界，而怎样达到这一境界，由于传统思维中有轻分析、轻局部、轻个人、轻现世感性生活的片面性，“天人合一”思想中所包含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始终只能是抽象的美好追求。现代实践一再说明，整体性思维应是一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思维方法，其核心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真正弄清事物各具体方面在事物整体中所具有的性质、关系、地位、作用、趋势等基础上，认识并按照事物的整体规律去促进其改变和完善，以满足人的主体性发展的需要。整体性思维的灵魂是全局性、整体性、辩证性、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性眼光，其关键是真实、具体、过程性地把握全局和整体。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思想，是近期哲学界深入研讨的一个突出热点。笔者认为，分别研究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固然十分必要，但同时，把全面发展作为人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范畴去研究更具重要性。这既是世界性现象，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和深化人和社会哲学研究的必然路径。

　　一、全面发展：人与社会的互动由片面走向全面的历史性范畴

　　人与社会的互动史就是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史。何谓人，古今中外，有从精神属性理解的，如认为人就是具有心理意志、理想信念和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物；有从自然属性理解的，如认为人是会说话的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或追求非理性主义的自然欲望满足存在物；有从社会的某种属性理解的，如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等。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他紧紧抓住了人猿相揖别的最内在动因和根本标志即实践性，首先是劳动实践，“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正是在劳动实践中，才产生出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需要、人的交往和人的社会关系。并进一步认为劳动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认为社会并不是外在于人之外的神秘力量，而是人们在生产劳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交往关系的总和。所以，离开了劳动，人就失去了类本质，就不能从动物界升起，就不能成其为人。由于劳动一开始就注定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人们能动地满足自身需要的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所以，离开了社会性，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本质，人的劳动就不能真正生成和扩展，从而，人的生成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实践的本质是批判、超越和创造，正是在实践中，人们不断提高劳动技能，不断改革生产工具，从石器、青铜器、铁器、机器到当今的现代化生产。人们认识和改造包括自然、社会和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欲望、激情和能力不断增强，总之，人获得了无限发展的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随着社会主体人的发展，作为人们各种交往关系总和的社会，也必然地获得共同发展，人类社会也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当今的知识社会。

　　人与社会的互动史就是人与社会由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人和社会的互动推动了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但这种发展既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片面向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劳动产品十分有限，除了维持最低的生存以外没有或很少剩余产品，人们只能生活于以自然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和部落中，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野外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劳动的推动下和劳动关系的基础上，人与社会的互动既生成和发展着人与社会的规定性、丰富性和超越性，也生成和发展着人与社会的多样性、差别性和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由生产的落后所决定，由社会的分工所强化，生产的落后决定了人和社会只能更多地关注物质生产能力，道义上的某种博爱精神和文化生活上的图腾崇拜等方面则只能由落后的生产力来说明；社会分工和阶级的出现决定了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具有了必然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性、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农业经济时代注重人的体力、经验和道德，工业时代注重人的技能和纪律，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注重人的知识、智力、创新能力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农业经济时代以土地为本，工业经济时代以“物”(资本)为本，而知识经济时代则真正以人为本，以由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为本；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主要是“人的依赖”，工业经济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主要是“物的依赖”，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是什么，学术界存在着“能力依赖”、“素质依赖”等观点，而我则认为应是“全面发展依赖”。

　　人与社会由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人与社会的互动必然构成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其发展既是由低级向高级、片面向全面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由被动盲目曲折向自由自觉发展的过程。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生产力的革命性质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有史以来几大社会形态的变更，无不都违背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人们的意志和利益，表现出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恐惧、阻挠乃至扼杀性行为，或者扼杀新生产关系的发展，或者破坏先进生产力的使用，例如梅林曾指出的：“恰恰是比迄今一切发明不可计量地更能扩展人类力量的那些发明，反而成了使它们的最初发明者送掉性命的东西，而那些发明事实上也在一世纪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变得无影无踪了。安东·缪勒约在1529年在但泽发明了一种所谓织带机，或称为扭带机或编织机等，可以同时织出四到六块织物；但是城市绅董会恐怕这项发明会使大量工人沦为乞丐，因此禁止使用，并把发明者秘密地淹死或绞死了。”并指出早在1707年就发明了汽船的马堡大学数学教授但尼斯·巴宾(Daniels Babin)的命运与安东·缪勒的命运差不多[3]。然而，这些并没有阻挡得了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其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它曾创造了巨大的文明。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在破除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曾鼓吹人类从此将进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也可谓全面发展的王国。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使“理性王国”表现出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乃至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在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或以落后的文化理念为支撑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道德关系下，异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异化条件下是一种具有对抗性质的扭曲发展，但人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本身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同时，人们也没有放弃对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批判(包括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作为人的交往关系总和的社会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成果，其发展必然也是不可阻挡的。

　　二、全面发展：当代条件下人与社会互动的整体性范畴

　　人类思维的现实性和超越性本质体现在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发展上，自古以来，不仅形成了各种理性思考，而且还产生出许多十分美好的憧憬，如中国古老的人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发展的“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和人的全面发展与圣人、与天齐一的“齐天大圣”的人格追求。这些包含着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真理性的理想追求，无疑是人们活动的最深层精神动力。但就其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言，则是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真正开始的。换句话说，人类历史已经运动到了这样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生产和交往的世界性、人类的真正一体化、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等，内在地决定着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人和社会必然的新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

　　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可以说，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且追求整体性的发展是主流。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高新科技，大大增强了它们的经济实力；调整市场经济模式，采取各种政治与社会政策，特别是所谓“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及其在治国方略中的运用，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使其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同时，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如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严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文化上的日益冲突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通过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一是这些问题方面本身都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层面，所以，每一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合理解决，都具有全局或整体的意义，即都会影响人和社会的整体性存在、可持续存在和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二是由于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和社会是人的交往关系的总合，所以，上述问题的综合性、整体性确证着人与社会的发展由片面向全面发展的转变。三是说明了问题的性质所在，即说明了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现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路径，就必须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眼光。

　　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何以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全面社会化”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发展的理论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他们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使得追求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机制，推动着生产的日益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即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产品的社会化，这些社会化不断地突破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性疆界，使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是指由生产的社会化、世界化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普遍化和世界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5]。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体现在人和社会的发展上，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世界化本质上就蕴含着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性要求，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关注追求的则是利润的最大化，人和社会的发展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明得不到张扬，造成了人和社会发展的畸形和片面性。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l Belle)所认为的西方社会是“不协调的复合体”，经济、政治和文化各自拥有“效益”、“平等”、“自我实现”三个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150年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6]。可以说，批判社会的异化、人的异化，实现“效益”、“平等”、“自我实现”的统一，为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寻找良方，自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没有懈怠过。如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病态的一些表现，如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盲目性和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性，主张搞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国家对经济的调节；而新保守主义则从同新自由主义相反的角度触摸到了资本主义严重存在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证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和发展。目前西方影响日盛的政治思潮当属超越综合以上两种思潮的“第三条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强调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机会与责任的统一、个人与他人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认为将以上统一的诸方面分裂对立是不对的。在实践中，经济方面，主张建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新的伙伴关系”，政府要为经济界和社会个人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个人受教育的条件，增强个人素质和独立发展的能力等；政治方面，主张革新，下放权利，使更多的权利交给地方，使之更多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管理的责任，使权利更接近人民，而中央政府则集中精力，满足整个国家的战略需求；高度重视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认为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或共同基础。在国际交往中谋领导地位，推行霸权主义。总之，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主要是其统治者注重整体性思维，采取了在制度和价值观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推动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改革，而把易于引起人和社会不良发展的生产、环境、经济、文化等矛盾转嫁到后发达国家，从而引起这些国家的动荡、落后或畸形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对此有较深刻的分析。而以上这些并没有根本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危机，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指明了必由之路。江泽民同志在标志着我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识最大成果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无疑是对现时代根本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认识上的飞跃。

　　全球性日趋激烈的竞争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综合素质和国家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素质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现整体性要求的全面发展及其水平的竞争。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上的多极化、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化、人才流动的国际化，标志着人的交往已经超出传统的经济交往而真正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人口的全面交往，标志着社会与社会的交往已经超出传统的地域界限而真正成为整个“类交往”。主体性、价值性、差异性是交往的前提。吸收对方有价值的东西以完善、发展自己，并保持自己在主体间际的强势或主导地位是交往的根本目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只有到了他人主体的发展成为自我主体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这种具有寻求自我强势甚至霸权成分目的的交往才会消失。所以，交往的过程，既是互补的过程，又是竞争的过程。上述国际条件，决定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既具有互利共赢的一面，又有全面竞争、你死我活的一面。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又是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所以，要在竞争中达到求发展的目的，就必须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我国经济的高科技含量；促进制度创新和民主建设，提高我国政治的整合力；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提高我国文化的主导力。总之，只有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我们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人与人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创造力的竞争，而且是人的政治选择力和道德诚信度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具有国内的性质，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本国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人与人的竞争还日益具有国际人才竞争的性质。总之，从整体性要求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当代条件下人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方式。

　　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精神文明是时代的强音。文明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物质文明要求精神文明与之同步发展，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它们的精神文化以个人利己主义为内核，从而形成了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种种危机，并从而使物质文明变成了统治、奴役人的物质力量而失去了文明的性质。就其个人来说，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富裕，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不幸，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增值而人的世界贬值，特别是精神世界的贬值，使人在物质世界中失去了精神家园，使人看不清自己的本质、意义和价值。面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空虚、孤独、无助、烦躁、恐惧等痛苦，西方兴起一种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并致力于探究人的精神世界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潮。这种思潮要求转向人的非理性世界，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试图揭示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特征，制定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揭示人的本能、情感、意志、自我意识、选择和创造等人的精神结构。这一思潮反映了当代西方人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以及对这种精神需求所不能给予满足的批判。在我国目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人的理想、信念危机，也同样反映着人和社会要求全面发展的呼声。

　　三、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社会互动的本质性和价值性统一的范畴

　　综上所述，全面发展，作为人和社会互动关系的整体性范畴，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要求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和社会的片面发展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这一结果的新社会形态的体现者，全面发展就必然地成为该社会人和社会的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并把上述科学论断转变为现实，还需要全社会从科学地说明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哲学层面，确立以下实践理念：

　　必须实现文化范式的转换，从整体上创造关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从社会结构上说，文化领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性质上说，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反映；从功能上说，文化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其中，先进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是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本真关系，科学揭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的规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关系，科学揭示人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各种关系的优化、各种素质的提高、各种利益的实现、各种能力的发展，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关系，科学揭示人与社会有机统一、良性互动、整体全面发展的规律。真正完成人和社会发展文化范式的转换，创建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整体性为核心范畴的新文化。在加强文化研究和创新的同时，还要加强文化的传播和占领，真正使其成为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实践理性，成为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使人从落后的精神文化中解放出来。目前，就世界范围来说，除了体现人与社会解放和发展的文化以外，还存在着体现和张扬资本本性、封建等级本性、人的自然本性，影响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文化。在我国，官本位、人身依附、抹杀个性的一元整体主义等封建文化还严重存在，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文化还严重存在。除此以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反映西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文化，目前正以反映人类现代化规律的面貌在我国大量出现。这些都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文化的形成。所以，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将批判、借鉴与创新 有机统一起来。

　　必须抓紧社会体制的改革，从整体上构建适合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机制。人是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存在物。同时，人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存在和超越，因此，归根到底人是社会性存在物。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们经济、政治、文化等交往关系的总合，社会的各种制度及运行体制、机制是人们诸交往关系的体现。它的价值和功能根源于自身反映人和社会发展要求及规律的性质与程度。如果一致就能推动人和社会的发展，反之，亦然。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本，通过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去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根据现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全面发展的现状、要求和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着力围绕人的发展在以下层面进行：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全面确立；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生理心理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充分实现；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主人翁地位的全面保证。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民主制度、文化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才能有根据，才能因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参与而具有无比的活力和强大的发展动力，从而，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属于人的、健康的，其发展才是全面、快速、可持续的。否则，离开人的全面发展，如忽视人的主体性，忽视人的民主权利，忽视人的精神生活，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因绝大多数人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变成少数领袖人物的事业；就会因多数人没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民主权力而成为少数政治人物的家园；就会因人们崇高的理想人格的动摇而导致社会行为的失范从而导致社会的无序等。这些问题既是我们的教训，曾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是我们建设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使我们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懂得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突出整体性要求，从整体上确立开放的动态的真正“类”的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比较体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才能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有进步的压力。闭关锁国按照某种社会理想去创建理想社会，其结果往往难以理想。所以，必须突出整体性要求，确立衡量、评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比较体系，以避免社会活动的盲目性、片面性。这种比较体系应包括纵向的自我比较和横向的中外比较。自我比较是立足点、出发点，中外比较是生长点、发展点。我们必须确立从实际出发和开放的国际性世界性眼光审视全面发展问题的观念，善于从国际上发现全面发展的道路、方法、动力等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确立在竞争中比较、在比较中发展的观念。竞争就是比较，而且是动态的、发展的、全面的比较。我国加入WTO以后，不仅意味着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严格按照世贸的规则开展活动，使我国的生产活动生产出的不仅是产品，同时还是WTO的规范、关系和文化，而且也决定了与经济相随而来的是与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理念、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交往范围更广，经济、政治、文化、人才的竞争更加直接激烈。要在比较中发现发达国家人和社会发展中的成就及难以克服的问题，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宣扬他们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和人的真实性和虚伪性；发现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差距，特别是一些我们长期固守的严重脱离人和社会全面发展实际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不适宜的做法。通过开放、动态、全面的比较，我们才能真正具有人的眼光而不是物的眼光、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地域性眼光、全面性眼光而不是片面性眼光、发展性眼光而不是停止性眼光，即人和社会真正全面发展的整体性眼光；才能知己知彼，填平补缺，将其他交往主体的优势转化为自我主体的优势；才能真正用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标准去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和自然获得共同发展，使人在自然界中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去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使人在社会发展中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用代表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标准去处理人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使人和先进文化在相互创造中获得发展，使人在现实的文化关系中获得个性和自由。几年前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entington)在与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l Kennedy)争论美国是否衰落时，曾说过一段名言：正是有人不断谈论美国的兴衰，美国才没有衰落。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具有普适性：建构体现整体性的我国人与社会发展的比较体系，在动态开放全面的比较中，有人不断谈论中国的兴衰，中国才不会衰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庞卓恒.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摘至《西北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