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考

作者：徐博敏

　

　　摘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哲学的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推进我们的工作。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哲学反思，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党建理论上的一个创新，它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不断将其“化为方法，化为德性”，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威力，不断提高共产党人的觉悟和精神境界，塑造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光辉形象。

　　关键词：“三个代表”　理论反思　实践反思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论述，明确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理论和实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两个重点。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哲学的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推进我们的工作。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反思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具有理论创新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也随之四分五裂走上解体之路；在中国大陆1989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乱，近年来又有邪教“法轮功”兴风作浪和成克杰、胡长清等一连串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接连曝光；在台湾，有近百年历史的国民党也突然丧失了其执政权；加之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使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迫切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他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论述；去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他再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刻阐述；党的十六大上，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党章，并就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四个必须”、“四个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邓小平同志基本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底是否具有创新性呢？我们知道，不同领域的创新，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进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表现为黑格尔、列宁都说过的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形上升的曲线。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如同其它理论发展史一样，它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可以比喻为一个大的圆圈，而这个大圆圈又是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从总的过程看，又可以比喻成螺旋形上升的曲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指在继承和发展不可分割的辨证统一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并不是指那种“老祖宗”没讲过、没想过、没做过，或与“老祖宗”所讲、所想、所做完全不一样的“创新”。由此，我们认为科学的理论概括和系统的理论综合，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其中的每一个原则来讲，我们党以前也都做过强调和论述。邓小平同志把它们综合、概括在一起，构成一个新概念，形成“四项基本原则”的整体，并确定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一个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三个代表”中的每一个“代表”，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三个代表都分别有过精辟论述。现在，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将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样是一次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认识环节、一个圆圈。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1）定义方法的反思：从内涵定义为主到内涵、外延定义并重

　　概念是人类理论思维最重要的工具和形式，又是人类认识的成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不同方面；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概念可分为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概念的定义方法如果从内涵出发，大致反映结构和本质；如果从外延出发，大致反映表征和功能。内涵定义法强调事物的本质，具有纯洁、准确、稳定、一元化的特点，但也有封闭、收敛的特点；外延定义法强调事物的功能，具有综合、直观、灵活、多元化的特点，但也有开放、发散的特点；外延定义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概念的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先进性认识的发展。过去近80年来，我们党一直都是以内涵定义为主，即“一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判断主要强调党的本质的阶级性、先进性；同时兼顾外延定义，即“一个代表”——忠实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在革命战争年代为赢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在建国后为反颠覆和反和平演变，要强调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因此采取了这种内涵为主的定义法。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考虑党的建设，就必须将其置之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必须同当今世界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相联系。因此，“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具有时代精神，更能完整地表述党的先进性。特别是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到“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这是从内涵定义为主发展到内涵、外延定义并重，这样目标更加具体，更加强调了本质、功能、效果的统一。

　　从内涵定义为主到内涵、外延定义并重有大不相同的效果。如果只从本质、内涵上理解党，容易影响党的功能的发展，容易产生绝对性，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如果只强调表征和外延功能，可以进行无限列举，容易走向泛化，甚至远离本质，产生机会主义或庸俗主义。我们要全面正确理解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把握内涵定义与外延定义的内在统一性，既不能以内涵定义来否定外延定义，也不能用外延定义来否定内涵定义。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的发展，不是转折，更不是否定。

　　（2）价值评价的反思：从真理原则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

　　人类的认识和评判遵循两大原则：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在对政党的认识和评判中，我们过去主要坚持的是真理原则，往往忽视价值原则。其实，真理原则是客观性原则，价值原则是主体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一直强调二者的统一的，也只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体现二者的统一。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政党评判学说提供了新思路，也就是除了坚持真理原则外，还讲求价值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质上是评判政党的三个尺度：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和人民利益尺度，而且在每一个尺度后都有一个缀词：对“先进生产力”而言是“发展要求”，对“先进文化”而言是“前进方向”，对“人民利益”而言是“最广大”和“根本”，这就体现了目的性与动态性、本质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是辨证统一的，它们既是互补的，又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统一。生产力尺度是基础，文化尺度是效应，人民利益尺度是核心，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政党做出能动的价值评判。三个尺度又是相互作用的。生产力尺度起基础作用，文化尺度起整合作用，人民利益尺度起核心作用。如果把生产力尺度和文化尺度看作是科学尺度的话，人民利益尺度便可以看作是价值尺度，因此，“三个代表”思想还体现了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

　　通过概念的辨析和价值评价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出“三个代表”中的每个“代表”，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要求，但它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代表”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也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文化的统一。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反思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化理论为方法，指导实践的开展；一是化理论为德性，提高实践主体的觉悟和精神境界。如何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化为方法和如何把它化为德性，是我们需要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断认真反思的两个问题。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化为方法？

　　将理论化为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展示理论的威力。如何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化为方法，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具体讲，就是：

　　（1）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具体讲：

　　第一，要坚持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进经济增长。总体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当前，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主要是：就业率低下、生产企业产品库存量上升，商业银行深陷贷款回收难的金融困境。另外近年来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也不容我们忽视，1997年赤字为560亿，2002年达3000亿，五年之间增长了6倍。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加入WTO之后国际竞争加剧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国有体制可能逐渐加速被消解、溶化到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等挑战，我们如何应对，需要我们不断深思。第二，要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第三，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在重要位置，要努力营造重视科学技术的良好氛围，积极培养科技人才、大力引进科技人才、合理使用科技人才，做到“引得进、留得住”。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机制，把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四，要制定和坚持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地将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落后生产方式转变为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第五，要立足国情，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强国要先强民，强民要先强魂。而强魂的根本在于铸造起坚不可摧的精神脊梁，在于加强思想文化建设。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与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精神和思想领域理论总结往往缺乏前瞻性、指导性，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实际。从2001年底到2002年初，江泽民同志曾先后三次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讲话一方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但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当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滞后。要铸造起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脊梁，我们当前必须加强思想文化建设：首先，必须把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与抓经济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来抓，建立一支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其次，要明确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略应该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略，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战略，是从现代化初期顺利过渡到现代化，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战略；再次，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对话，在平等竞争中，使人们通过博学、慎思的途径，经过自己的比较鉴别，自由（自愿）自觉地选择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再次，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最后，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即要正确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历史上的“古今”之争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先秦时期的兵家、法家和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主张法治、反对复古；儒家原来主张复古、恢复西周的礼制。但是到了孟子，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思想，已经是在“法先王”的旗号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打算。荀子主张“以今持古”（《儒效》）、“处于今而论久远”（《解蔽》），强调要立足于现实来判断历史上的政治得失，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之后，“古今”之争继续展开，到近现代，转化为“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一开始，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向西方学习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后来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指学习西方的技术；严复从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因此，不能搞调和折衷，必须用西学代替中学，用新学（即西学）代替旧学。“五四”时期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胡适等人赞成“西化”，即主张资本主义化；梁漱溟、张君励等人强调继承中国儒家的传统，实际上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他们各执片面，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孙中山则随着时代前进，起初主张学习西方的革命民主主义，后来又强调“以俄为师”。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最后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新文化要具有“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结合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发展战略。但是，如何在各个领域里实现“三个面向”、实现“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却是非常艰巨的事，有待于我们大家的继续努力。特别是面对当前飞速发展的世界和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古今”、“中西”问题，仍然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重大历史课题。

　　（3）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党要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第一，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清醒认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三，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化为德性？

　　化理论为德性，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发挥理论在培养高尚人格中的作用。共产党人要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共产党要成为“三个先锋队”，就必须在实践中，自觉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化为德性，提高共产党人的觉悟和精神境界，塑造共产党“三个先锋队”的光辉形象。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只有真正达到“三个先锋队”和“三个代表”这样的境界，才能永保生机和活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坚持与时俱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素养

　　与时俱进，“时”指时间、时代，有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进”指前进、发展。与时俱进就是指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发展，它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并指向未来的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同时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只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才能不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仍有两种偏见：

　　一种是虚无主义态度。按照这种观点，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整个地过时了，已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完全丧失了它的合理性。持这种看法的人，原先很可能坚持的是一种狭隘的信仰或某种先验的观念，而一旦这种狭隘信仰和先验观念同现实经验发生矛盾时，他们便会轻易地抛弃信仰而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在经历了实践上的曲折和理性上的怀疑的痛苦之后，他们拒绝理论，特别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他们来说，无需去阅读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无需去反思产生曲折的深刻原因，无需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重大变化中的生活实践，而只要简单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就行了。这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的态度，是错误的、有害的。

　　一种是教条主义态度。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是无所不包的终极真理，似乎只要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定义就能最终解决所有现实问题。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堵塞认识真理的通途，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往往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教条主义固守教条而否定生活，虚无主义则因生活的变迁而根本否定理论。这两者表现相反，实质却是相通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补充、互相转化，带来各种的混乱和动摇。因此，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坚持与时俱进，就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必须不断地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当今世界，新知识、新发明、新事物层出不穷。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终身学习的社会、知识信息急剧增长的社会。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勤于学习、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和实践中积极思考、总结，不断提高，转识成智，将知识化为智慧，培养自己的德性。

　　（2）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党的作风建设，事关党的形象、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关键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全党上下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科学地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征和内涵。面向21世纪，我们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转变作风，提高觉悟和境界，保持和发挥党的先进性。具体讲，就是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党性修养，塑造自身形象。“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3）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4）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5）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6）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7）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8）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3）执政为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我们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加快，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观与共产党意识的淡化现象正在发展和蔓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觉正在削弱。所有这些对刚刚迈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来讲，不是好的征兆。20多年来，随着对极左路线的否定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扬弃，经典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层面似乎也在淡化。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我们各级党员、干部都应该懂得：执政的合法性不是被上级任命的，甚至不单单是个人人格魅力赢得的，而是靠正确引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而被赋予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当万分珍惜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应该强烈意识到历史赋予的责任。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帮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实现和保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工作中，要注意体察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把握各种矛盾，掌握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制定出合乎实际、顺乎民意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并通过细致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三个代表”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应该把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可以说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认真分析当今时代特征，深入研究时代课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我们党就能带领广大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创新局面，赢得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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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委党校，河南 三门峡 4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