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在“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一期上的演讲(作者：徐俊忠)

　

　　今天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里，我要讲的将是一个带有很强的个人感受色彩的题目：“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马克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曾历经了一个戏剧性的过程。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思想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而沉浮变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经济结构的变化，竞争机制在社会的广泛引入，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变化尤为突出。如果我们不想作鸵鸟的话，我们不得不看到，在民间的学术话语中，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占据中心，并且正在迅速地被边缘化。我不想对这种现象作出过多的评论，也许这就是历史。但是，即使这样，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为治学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还是要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观点：

　　一、中国共产党人80年所形成的两种解释马克思的主要话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纵观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8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史，中国共产党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阶级斗争”和“生产力论”。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其他很有价值的思想提出，但相对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力论”来说，都是支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沿着阶级斗争的阅读视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P1487)。这种解读直接把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划了等号。因此，当十一届三种全会党中央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停止使用这一口号时，就引起了极大的思想震动。有人指责这是背弃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也有人亮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更多的人则是产生了迷惘和对于意识形态的反感与拒斥，引发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和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清算极“左”路线，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阅读视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通过对于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清算和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人们基于生产力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础的理论，从改变中国生产力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出发，形成了“生产力论”的阅读视界。生产力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制度的合理性、行为取向以及对人的价值评价等都要通过生产力这个标准来衡量。由此确实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财富的极大增长，但也引发了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等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后果。这种后果既表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也表现在人的行为取向和社会评价标准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上。

　　应该说，不论是“阶级斗争”还是“生产力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论”的阅读视界的形成，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根据。其中，阶级斗争的阅读视界的形成，主要是适应了社会革命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的需要，它是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社会动员的理论武器。“生产力论”则是适应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和消解“左”的思想禁锢的理论武器。但是，这些都不是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阅读视界。片面夸大这些属于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的内容和观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至于以它去遮蔽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内容，问题就会出现偏差，甚至走向反面。中国8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已经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估计。

　　二、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价值

　　马克思是一位非常值得反复阅读和品味的思想大师。他的理论的价值也将在人们不断的阅读和品味中不断地被发现。我这里仅就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品格和价值追求进行讨论。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品格。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还被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出发点等等。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拒绝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实事求是也是生活的常识。谁如果不想在生活中碰壁和摔跟斗，谁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常识。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生活的、不吃人间烟火的玄学，因此，它也包含着“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但是，以实事求是毕竟难以标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

　　那么，就马克思的文本来看，马克思理论的突出品格是什么？我认为是社会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最能说明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品格的就是马克思早年致卢格的信。这封信在谈到马克思正在着手创立的“新思潮”时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批评当时许多自命不凡的哲学家，“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要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于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2］(P416)

　　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2］(P418)！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的理论活动所标定的社会角色。他的一生也是按照这种标定去演绎的。我们看到，他在早年，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暴政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紧接着，从“德法年鉴”时期开始，他终其毕生，致力于对商业文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经济暴政”。他的《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等，都是这种批判的产物。

　　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品格是社会批判和反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他对于未来社会的系统论述和具体设计。他把关于未来怎么办的问题留给历史和实践，他认为，对未来设计得越系统越详尽，就越空想。因此，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他只是想严肃地告诉人们，正在为人们所狂热的东西，特别是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非就是十分的美妙，而是有着致命的问题的。所以，如果有谁想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社会治理的现成答案，那至少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品格的不了解。在这里，我倒认为，孙中山先生关于马克思是一位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位社会营养学家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

　　关于马克思理论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是一位以社会批判，特别是以批判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为终生事业的思想家。他的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并有着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通过消除“经济暴政”去达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贡献，就在于消除政治暴政，创制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标示的制度系统。这套制度系统的根本特征是在政治上消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政治专制主义，赋予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而这种自由平等权利的具体体现就是社会成员可以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平等地、自由地竞争。在经济领域，这一竞争是通过所谓的商品经济或者叫市场经济的形式来实现。在政治领域，这一竞争则以建立一整套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制度系统来实现。但是，不论是商品经济或者叫做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最后都导致强势群体的控制，而根本的控制就是经济因素的控制，这就导致了所谓的“经济暴政”。

　　在马克思看来，在封建社会里盛行的是等级制度和政治专制主义，是政治暴政。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必须建立在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把这种社会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而最一般的“物”就是货币，因为这是一切物都可以还原为这个“物”，这个“物”又可以还原一切物的特殊的“物”。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与发展都维系在这个“物”上，因为人要匹配到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必须到市场，而中介就是货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都有某种权力欲望，但不论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如进入名人俱乐部、结交成功人士包括进入时下正被炒得火热的EMBA行列等等），还是人的权利欲望的实现，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货币这个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所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决定于他的腰包，或者说，他的腰包装着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由其出生和身份所决定，但却与财产状况相联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金钱这个“物”就有如一个暴君，它决定一个人的实际社会地位甚至是人的生存（当你重病在身而又没有货币的时候，你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暴政。经济暴政与以往的政治暴政不同，政治暴政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强制，经济暴政则具有自由的形式。以往是不准你做（没有权利），现在是你可以去做，但你无力去做。这种无力去做，并非谁剥夺了你的权利，而是你缺乏实现你的权利的条件。如每个人都有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发展自身的权利，但当享受高等教育并非免费的情况下，你首先必须有钱。当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还是属于稀有资源的情况下，至少要求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必须具有较好的前置教育（如进入一所高水平的中学，或者有能力聘请高水平的家庭教师等等），而这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获得的。因此，当你由于没有钱而无法得到较好的前置教育，同时由于没有钱去匹配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时，那不是什么人不准你去实现你的权利，而是你没有能力去实现你的权利。但是，经济暴政的自由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暴政的本质，这种本质仍然是强制和肆虐。这是在资本主义革命后，产生的对人的新的奴役形式。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的许多观点，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个体与类的和谐）；消灭私有制；使人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对此他的说法非常明确，如：社会一旦消灭了做生意及其前提，需要就会人性化，“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建立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的设想。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对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公民地位作出界定的话，那么，可以说，他的思想主题就是：批判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消灭“经济暴政”，促使人类从摆脱“政治暴政”向摆脱“经济暴政”的飞跃。

　　三、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尽管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曾经受到过种种质疑和批判，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更是如此。但是，许多认真研究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著作的许多思想与当今世界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契合性与针对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将较大篇幅地引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被当今世人叫做“全球化”的话题的论述。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使用过“全球化”的提法，但是对于“全球化”的经济动因、实质内容、基本格局、历史走向以及文化意义等等，都有十分准确的把握。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他又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对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及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成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及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276)

　　最后，他还对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关系基本格局作出描述，他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7)这个描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符合当今世界关系的基本实际。当代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就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显露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比许多所谓的活生生在场的东西还更为真实。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与当今世界发展的巨大契合性和针对性，“世界马克思大会”才有可能持续地激荡着许多学者和关注世界命运的人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末，马克思两度荣登“千年思想家”的榜首，我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正在与当今的世界同行。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马克思的意义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我甚至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正在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马克思的问题域是什么？马克思从接受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到超越它，走向共产主义，就是从通过反对政治暴政，争取人的解放，到通过反对经济暴政，争取人类解放的过程。反对政治暴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反对经济暴政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使命。所以，反对经济暴政，实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的主题，因此，关于消除经济暴政的有关问题，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而经济暴政问题的普遍发生是通过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形式而实现的，所以，批判市场经济，又成为马克思的理论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重要的依据就在于他举起了批判市场的旗帜。所以，由商品经济或叫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异化、人的物化、人的主权的虚拟化、竞争状态下人与人的分立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经济暴政等等，就属于马克思的问题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自身的社会发展水平，选择了市场经济，并且借助市场经济，全面提升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水平。这证明了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合理的，市场经济确实使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在大规模的复制马克思早年所憎恶和批判的社会现象，金钱对于生活的主宰作用确实空前高涨，拜金主义也大为泛滥，为了获取财富的积聚，各种非人性化和反人性化行为也不断产生。自私、冷漠、缺乏同情和关爱以及人被物化、工具化、非人化（把人不当人）等等非道德现象也十分普遍。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无情地“走进马克思的问题域”。基于这种看法，可以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人获得了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所需要的经验背景。我们应该善于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取矫正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原则，而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斥之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时理论。拒绝马克思就等于在一个方面拒绝吸取矫正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是基于对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今社会的契合性和针对性而言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马克思和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科是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的。正如上述所说，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举起了批判商品经济或者叫作市场经济的旗帜。这一点使得马克思的思想不仅难以为谋求通过市场经济来获得繁荣和现代化的社会提供支持这种选择的思想资源，而且由于他的批判性而使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会成为这种社会的对立面，马克思因此也会成为这种社会的某些强势群体，特别是某些新兴的强势群体所讨嫌的对象。也由于这一点，对马克思的研究不可能在这种社会中成为一种显学，以马克思为治学对象的研究者如果不媚俗的话，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所青睐，所以，在此可以预言，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大多数的日子将是不甚风光的，甚至会遭遇漠视的。但是，在当今中国，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走进“马克思的问题域”。不管社会中的强势群体的感受如何，出于良知和责任，我们都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汲取矫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弊端的思想资源。从个体感受来看，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常常感受到马克思确实在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不断地复制马克思所批判的东西。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常常感受到他在言说的对象正是我们的社会。我们正在享受商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繁荣和富足，但是，我们也在承受着商业文明带来的极大无奈。我们在市场中发现了自我，但也在市场中失去了自我。马克思所描绘的人正在“从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的状况，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亚健康正在使我们的许多人不仅面无华色，而且是面带菜色。马克思在谈到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的普遍异化时，曾经说到，在这种社会的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都陷入不能自主的地步，其中，资本家整天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工人则为了他的温饱而苦恼。这种状况不也正是我们社会的写照吗？马克思所说的市场导致货币崇拜，也导致对自然的掠夺和消费的非人性化、以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分立，导致对人的心态的扭曲等等现象，难道不就是我们社会中的事实吗？所以，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研究马克思将是一项虽不风光但可以令研究者倍感亲切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欢迎不怕孤独，不怕成为社会另类的有志之士加入这个行列。当然，在这里，我也奉劝怀有通过这种学问而走上辉煌的人士趁早回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而作）

　　（转自：《现代哲学》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徐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