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来源：报摘

　

　　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它不仅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反过来又多次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继续研究，从中挖掘出更丰富的思想财富，使我们达到与这个过程的实际意义相称的更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应当担当的重要任务。我认为这一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对一些前提性问题的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两个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并没有真正解决。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论点是存在的，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观点也是存在的。不能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之理而不予理睬，而要认真地加以论证，从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否则，其他问题的研究就没有牢固的基础。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进程和规律问题的研究。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从实际材料出发总结经验，别无他途。要总结经验就有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同，结论就会有歧异，甚至相去万里。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第一，判定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凡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有其事的研究者，都不否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具体谈到何谓成功，何谓失败，看法又往往颇不相同。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判定的标准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的标准比在真理问题上的标准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价值问题，单说以实践为标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人们实际上采用的标准归结起来有两种：一是看中国化的成果与经典作家本人著作的文本是否符合，从反面说也就是看是否“走样”。二是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当然，仔细分析起来，情况也并不那么简单。主要的困难有二：其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数学或自然科学的定理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那样单纯；它与具体实践之间往往隔着更复杂的中间环节，受到更多的外来因素的干扰，以致理论上并无错误的人可能办错事，理论上有错误人也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一时的成功。所以，如果机械地从某一具体实践的成功与否来反推出理论的正确与否，又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与否，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其二，对中国革命、建设有利与否这件事本身也需要判定，这种判定也很复杂。对某方面有利可能对另方面不利，一时有利可能长远不利，反之亦然。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又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在不同领域里衡量有利不利又有更具体的尺度，这就更为复杂。但是，这两重困难的存在只是告诉我们运用这个标准的时候要防止简单化、线性化，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标准根本不合理或者不可操作。以宏大的视野看历史的长过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与否是可以判定的。

　　第二，总结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问题。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即语境），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使今天在另一种主客观条件下实践的人们得到教益。例如，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发生过一些错误，但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简单地看待。有些错误在当时就可能避免、应该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交学费”之类的托词来曲为之辩；有些错误则是在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今天的条件和今天的认识为尺度来苛责前人。当然，既同为错误，就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但吸取的教训的内容是不同的。总之，不论对待何种错误，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这才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第三，研究的视角和视野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视角来做。只要不是违背事实的臆说，都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都有价值。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这一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我认为，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这一问题更好。

　　（来源：《光明日报》）

　　强乃社： 中国哲学大会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中国哲学大会（2004）前不久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哲学和中国”。与会者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一致认为，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我们应从民族复兴、国家振兴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加强哲学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哲学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努力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和历史使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

　　与会者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直围绕教科书体系或者原理的改革进行。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原理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重大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背景是不同的，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背景也有很大的区别，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课题。

　　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处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等问题，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带来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总结概括现实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概括总结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进行新的解读；三是抓紧教科书体系的修补工作，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实践概念进行新的研究；四是从其他各派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进行分析，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有学者对哲学教科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打破原有哲学教科书的板块体系，在哲学教科书中增加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理论、中外哲学历史等重要内容。

　　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哲学息息相关。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一种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同样，只有在哲学层次上达到理论的成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完整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是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的重要标志，更是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样是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这是哲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面对的时代课题，也是哲学研究面对的最大实际。立足时代、立足中国，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关键。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

　　高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理论研讨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结合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等的对话和沟通。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以开放的胸襟看待和研究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和沟通。只有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更快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不断吸取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于人的发展问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看待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该贴近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掘理论研究的新鲜资源。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有学者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进行创新和发展，突出实践的观点，用实践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有学者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一种建立学科体系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90年代以来，体系意识淡化，问题意识凸显。由于各方面的兴趣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着力于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学者提出，面对各种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进行基础性的整理和诠释工作，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不断发掘新鲜的理论资源；应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新的思想、新的观点。

　　（来源：《人民日报》）

　　田心：学者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关键词，搭建起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对于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著名学者徐崇温在发言中分析说：为什么邓小平曾经反复讲这个问题？

　　徐崇温认为，邓小平反复提到的“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另一个含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探索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

　　徐崇温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没搞清楚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有些人往往在教条主义地照搬失灵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去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而小平同志提出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立足中国现实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研究解决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小平同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不断说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来。在这里，当首推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科学社会主义不会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失败论”一度泛起。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青年学者姜辉在发言中指出，邓小平以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精深理解，以朴实而振聋发聩的话语向全党、全国人民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姜辉说，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鲜明地提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高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确的态度。

　　姜辉认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的成果———邓小平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最彻底的贯彻。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姜辉认为，其一，把理论的科学性和坚定信仰结合起来，注重从历史经验中阐释印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其二，把理论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结合起来，坚持在同错误观点的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其三，把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论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许全兴：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我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来自于农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很容易受到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思想的渗透和侵蚀。

　　2004年3月《求是学刊》许全兴的文章说，全面审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确有对毛泽东发生过负面的影响。

　　首先，个人专断、家长制的作风。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民主作风比较好，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并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1956年，他正确批评斯大林个人专断、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错误。可是，他很快就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党之上，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十分严重。他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已不是以往平等的同志关系，而是类似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他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他主张人治，不主张法治。他对民主集中制等的理解和实践也渗进了某些专制主义的成份。

　　再如，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很长时期里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的现象。”

　　但随着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他的看法有所改变，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逐渐接受、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甚至在理论上提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把“个人权威”混同于“个人崇拜”。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至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逐渐消失了。对毛泽东不再崇拜，并不等于中国社会已不存在个人崇拜的社会条件，更不等于个人崇拜已退出政治生活。

　　再又如，平均主义。梁启超把现代的社会主义与孔子的“均无贫”混为一谈是典型的“附会”。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在1958年，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反映到毛泽东的头脑中，并且与历史平均主义联系起来。他在郑州会议上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杀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他对《三国志·张鲁传》写了两个很长批语。12月7日的批语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2月10日，大概他感到这一批语有些不妥，就把它删了，重新写了一个，但基本精神与第一个相同。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把第二个批语同张鲁传一起印发给到会者。这些都表明，现实的和历史的农民平均主义渗入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平均主义、共产风，导致对农民的剥夺，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毛泽东发现“左”倾冒险主义危害严重，大力纠正共产风和平均主义，使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从“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依然杂有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

　　我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来自于农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很容易受到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思想的渗透和侵蚀。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注重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注重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对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封建主义很少提及。他忽视了中国的几千年的封建主义遗毒要比资产阶级的影响厉害得多。放松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警惕，忽视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批判，势必容易受到它们的侵染。这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了封建主义遗毒的苦。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个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有了这种警惕，头脑会清醒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来源：《学习时报》）【责任编辑：徐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