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今日中国

作者：王德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到底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践意识基础上的,它就能准确地表达东方、中国的实践意识吗?中国的现实需要与马克思学说的真理之间相通和距离有多少?对此,本文作了阐述。

　　关键词:客观真理;现实需要;历史科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近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历史的沧桑或许已使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或许还能进一步判断这一学说对于今日中国之意义。

　　马克思在1843年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这一论说中有两个隐含着的想法:其一,这里说的理论是真理,是可以让“现实”本身去力求趋向的“思想”。其二,真理尽管是真理,却仍要通过现实本身对它有需要,才能实现自身,亦即成为引起现实之改变的力量。

　　上述第一点能否成立?究竟是否有客观真理,以及是否存在表达客观真理的理论?这个问题貌似简单,答案也似乎是现成的:有客观真理,并且有能够表达它的理论。但是,今天的人类思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最大的困惑。用理论体系来表达客观真理,被视为形而上学传统,而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运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这场运动迄今所达到的最极端的形式———一种在当代形式中的怀疑论。根据这种怀疑论,马克思的哲学仍在形而上学范围之内、或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因而它在根基上仍落入了虚无主义。

　　上述第二点是以承认有客观真理为前提的,但似乎另设了“现实需要”作为真理实现自身的力量。这样,就有两端放在我们面前:一端是“客观真理”,另一端是“现实需要”。这两端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两个相互外在的、异质的东西吗?

　　倘若是,“客观真理”就必然降格,成了为“现实需要”所用的观念工具;而工具是可以替换的,不是惟一的。倘若不是,那就意味着在“现实需要” 本身中即有“客观真理”,因而,现实对理论的运用,其实不是对工具的运用,而毋宁说是“现实需要”自身借助理论达到了自我理解、自我表达,即,达到了自觉。这也就是说,理论原始地是实践的意识,“客观真理”原本在实践意识中,而不是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里,也不在西方近代哲学所论证的“我思”主体内。这一个大判断(其实这一判断正属于马克思的“理论观”)能否成立?这恰是哲学在今天所要关心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乎哲学自身的命运(不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命运),关乎如何应答当代怀疑论。

　　有了这一番讨论,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以及之于今日之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西方的学说。一种西方学说自然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践意识的基础上的。那么,它能表达东方、表达中国的实践意识吗?或换言之,它放诸四海而皆准吗?让历史来回答。

　　这里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近代史上的中国,并不全然是“中国”。来自西方的资本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裹挟到了“世界历史”中。现代化的要求不容分说地加诸进了中国人的意识里。与此同时,抗拒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的实际处境。这种历史情势已被表达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于此情势之中,固然不能再说有“纯然中国的”实践意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来了,得到了一部分中国人的热诚欢迎和虚心学习。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与马克思主义部分相通;也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实践意识因其内在的张力、矛盾而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的“学习”,当然不会是学理上的生搬硬套,而是实践上的“中国化”,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然而,这一学习本身却难免其悲剧性的一面。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拒绝把中国人的实践意识上升为理论教条。但这种“上升”其实又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固然不成熟,有先天缺陷,无力既承担中国社会现代化之使命(冯友兰先生以为能够,所以认为洋务运动错在“以政带工”,而没有“以商带工”),又承担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所以,以西方近代哲学作教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同样也不成熟,它的实践意识一方面跟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仍囿于中国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此,结果只能还是教条化,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形式地克服中国工人阶级的实践意识的内在矛盾。这是历史所做的结论,出于历史必然性。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看清历史向我们证明的这样两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代中国确有实践意识上的基础;其二,近代中国的实践意识只可能去形式化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而且这种“实现之形式化”必然会愈演愈烈,以至达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程度,其核心的目标是用社会主义来保证民族独立。这个“现实需要”是真实的,但它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有距离的。

　　倘若我们站在现实需要的真实性这一边来看事情,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脱离这种真实性去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吗?这种谈论是否恰恰就是在“形而上学原则”中的思考?亦即,这“真理”是否是被形而上学地设定起来的?这样的发问,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性质疑。

　　必须回应这样的质疑,而不是用某种新说法来回避它。理论是有很强的弹性的。任何理论因其有一个学理层面而总能够得到不同的解释。人们可以用各种说法来为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辩护,但这些辩护都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揭示。

　　“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对哲学真理的需要立即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释。直接的目标就是清除教条化,这反映在关于真理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被提出来了,并反复加以强调。但是,对实践的“解释”本身仍难免是理论的。各种理论都可以自命为对实践的正确解释,于是,诸理论解释之间的竞争复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实践检验有重演为理论争论,从而使检验沦为空话之虞。

　　为避免实践检验沦为空话,有必要中止对实践的各种解释之间的竞争,于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真谛的要求,便表现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原则为惟一真谛,即,应当直接地顺应实践自身的要求,而不是对之作理论解释和评判。“实践的唯物主义”新体系的尝试,作为一种在本体论层面上扬弃本体论的理论方案,即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尽管它拥有大量的拥护者,但始终受到抵抗。这种抵抗自有其强有力的根据,即反对用“方法论化”来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揭示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内容。

　　20世纪80年代,另有一股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那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受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主张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原则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所在。这一思潮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样两点:其一,它确认马克思主义有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内容,这内容乃是通过对异化的批判而达到的人道主义;其二,它主张对实践本身必须进行人道主义评判。这一思潮在中国“文革”结束之后曾经起到了从道德上反思文革灾难的历史作用,但很快就由于无法划清与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界线而陷于困境。

　　因此,无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力图重返“唯物主义加辩证法”的旧体系,但都困难重重,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今日中国的实际处境。

　　这种处境的进一步展开,会不会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空场化?或者说,这一空场化已然形成?从事情的表面看,几乎已经可以指认这一空场化的存在了。当然,中国学校的教科书仍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也仍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但是,一种作为学院之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等于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在场”。

　　但我们不从事情的表面看。我们要看的是今日中国实际发展进程的本质内容。这个本质内容是什么?依笔者所见,正是中国的现实需要向马克思学说之真理的靠近。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与马克思学说的真理之间既相通而又有相当的距离,那么,从今日中国看,随着资本原则通过全球化运动而愈益从根本上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一种世界性的实践意识便不可避免地也在中国生长起来,这就大大缩小了中国现实需要与马克思学说的真理性之间的距离。

　　这里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马克思的真理事先悬设在那里,只等中国现实发展去接近它。但是,马克思的真理并不是形而上学地从理性头脑、或从超验理念那里产生出来的东西,而是资本文明展开过程由之可能的实践意识自身的产物,是这个让资本成为可能的实践意识所达到的自我领会。这个领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人在今天已进入这一过程。而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以他的新型的学说形态(对这种学说形态的真正指认和理解,就是要指认和理解马克思所实行的哲学革命,而这在今天才刚刚开始)首次阐发了这种领会的可能性与基本境域,并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达到这种领会的基本方法,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

　　这门还有待成长、发展的“历史科学”,其可能性、真理性以及它的发展道路,是由马克思所确立的,它的成长将消解现有的“科学”观。它是通过历史批判来澄清现存客观事实的本质来历的新科学,与现今的一切由近代哲学的理论态度所养育出来的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不同。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不是抽象的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并借这种历史批判把整个世界历史理解为生成着共产主义的史前史。而中国现今已全面进入这个世界历史。因此,在中国当前所形成起来的实践意识和现实需要中,马克思主义已本质地在场。

　　人们或以为,今日中国现实进步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关联,因为这个主题是顺利完成社会转型,以进入合格的现代化社会,因此不需要对现代化的批判意识。但这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对事情真相的一个理论抽象。现代化是一场活生生的历史运动,而不是理智安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真实基础并不是理性的先验法则,而是民族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实践的历史批判运动意指:在民族的实践意识中生长出新型的社会对抗与新型的社会和解。西方近代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只能遮蔽这场运动,但无法消除这场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解和引导,还只有马克思的新型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帮助中国人。

　　那种用自由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甚至在它还未成为一种有现实意义的理想(即不是空想)之前,已经过时,因为它在当前事情的本质上已经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而已。历史的进程不仅会把这种扭曲消解掉,而且必将超出自由主义的抽象范畴。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应当积极地推进这一消解。但如何推进这一消解?不是依靠用西方近代理性进行的宣传与灌输,而是依靠对当代中国的实践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阐发。这种阐发,就其本质而言,乃正是在中西思想的当代会通中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今日中国的地位。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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