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建立向知识要产值的国家战略

陈东琪

　

　　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在更高平台上实现三次产业的均衡增长，并不是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重要。实际上，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发展要注意均衡、协调，要在给服务业成长留出足够空间基础上促使制造业结构转型，既要加快制造业技术进步，提高整个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又要找到一个能够不断增加就业的制造产业组织结构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发展中出现了产值增长而就业减少的趋势。经合组织制造业就业在1990-2001年间减少了9%，全球20个主要国家在1995-2002年的7年间减少了2200万人，其中美国减少200多万，减少幅度为11%，巴西减少20%，日本减少16%。去年7月，美国制造业共雇佣1460万人，比1998年3月最高峰1760万人减少了17%。去年以来，美国一些人说“由低廉劳动力价格创造的中国产品使美国制造业丢掉了22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说法是在推卸责任，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制造业就业减少现象不仅出现在制造业很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也出现在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1995年-2000年这5年时间里，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近4020万人，由68065万人增加到72085万人，累计增长约6%，但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从9803万人减少到8043万人，总共减少约1760万人，累计降幅接近18%，大大超过美国同期制造业就业的降幅。最近两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所增加，2020年增加到8300多万，但仍未恢复到本来绝对规模就比较小的1998年的8319万，相对规模即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一直在11%左右徘徊，明显低于1978-1998年年均13.7%的水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要比美国、比全世界更为明显。由于体制、结构和政策原因，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低效就业或无效就业问题比较严重，人均产出水平大约只有发达国家的1/10至1/8左右。随着体制创新进程加快，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进入“加速提高”时期，创造一块钱制造业产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少，机器排挤人、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情形将愈益突出，因此“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将在相当长时期存在。这对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增长质量是一件好事，但对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来说是一个严重挑战。

　　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可供选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部途径”，就是在制造业外部创造一个具有完全自由竞争的服务业创业和就业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服务业，从整体上扩大全社会就业规模。另一个是“内部途径”3就是在制造业自身内部进行企业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总的政策导向是在继续坚持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水平的同时，加强具有中小型特征的零件、附件、部件等组装件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扩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生产规模，以此提高制造业就业弹性，增加单位产值的劳动吸纳量。同时要看到，这种“内部途径”和“外部途径”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可以有机结合的，比如包括通信、网络、数字化和各种应用研究在内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既可以带动、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又可以作为服务业使自身得以发展。

　　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在去年10月曼谷峰会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在亚太地区快速增长的首先是高科技企业，一个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通信、信息、应用研究）发展得越快，经济指标就改善得越快，增长就越稳定。这里指的是一个“行业之间的新关系”，包括大学和公司的科研、信息和知识产权的买卖，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个体系。几年前出现的“知识经济热”冷了几年后，最近出现再度繁荣的迹象。美国硅谷的失业率近年来明显下降，由前年第二季度的10%降到去年第二季度的5%，这种靠科技繁荣带动美国服务业再度活跃。回过头来看，新世纪初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时间比历次周期性衰退的时间要短，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少增加的劳动力流向价格低廉的新经济区只是较少的部分，其中较大部分流到了服务领域。因此当美国制造业出现生产率提高而就业下降时，很有眼光的企业家英特尔总裁克雷格·芭蕾特在去年12月2日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新近出现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提出批评，他说：“美国和德国应该对农业补贴少操点心。相反，未来产业必须获得更多的投资。美国应该减少钢铁补贴。如果因钢铁补贴导致生物技术、机械制造以及其他行业的研发支出下降，那么，美国钢铁产业的工作岗位就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伯德也向美国政府建议：“明智的选择不是打压别的国家，不应想方设法去保护即将被淘汰的部分制造业，而应在帮助劳工再就业培训基础上促使他们早日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这个建议不仅对美国很有价值，而且对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对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无限供给”格局的中国来说，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当是简单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而应当是在提高制造业增长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能够满足积极就业政策要求的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

　　从制造业发展的观点看，服务业可以简单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后向关联的服务，如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修理、售后服务等，以收入链为纽带的餐饮、旅游等；另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前向关联的服务，这里主要是指采购、金融、保险、教育、研发服务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贸、金融和保险服务业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今后只要竞争机制形成，其发展速度应会加快，但这取决于制度和政策进一步改革的措施力度。相比较而言，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型服务，目前存在较多的制度和政策限制，没有真正形成自由发展的机制，因此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容量较小。教育方面，2002年的投入占GDP比重仍然只有3.41%，不到联合国有关机构推荐水准的一半，因为相对投入减少，近年来教育出现了就业增长减慢趋势。同时，科研技术服务领域从业人员近几年也出现了绝对减少的情况，1995年该领域员工为182万人，到2002年剩下163万人，减少近20万人，7年减少10.5%。

　　当不少学者强调“制造中心”的好处，不少地方官员大兴土木搞“工业园区”建设时，应当冷静地看到，由于我们在服务业发展上花的精力、资源、资金相对较少，不得不每年、每月、每天用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的耕地、地矿、水、气、油等稀缺资源从美国那里换回来知识、技术和各种复杂劳动凝结的服务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接受“服务对商品的剥削”。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努力摆脱“服务剥削商品”的格局，我们就很难根本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愈益增大的战略损失，就有可能面临既来自美国又来自印度的巨大的服务业竞争压力。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资源资本的竞争，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不是工业或制造业实力的竞争，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不是工业或制造业实力的竞争，而是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业实力的竞争；哪一个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控制了服务业发展的主流，这个国家才能真正把握未来，才能影响和控制全球经济。因此，无论是从短期平衡角度看，还是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国都应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项旨在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促使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使以往从土地、从地矿要产值、要就业的旧格局转变为从脑矿、从知识要产值、要就业的新格局。（编辑：敏昭）